撰文:李永泉
审校:陈朗洲
2026-11-20

原报告 | 不拿地不出资,颐高凭什么带8家杭企组团西进成都?

本次组团西进是其跨区域运营的一次复制实践,项目能否从“带商入场”进阶到本土产业培育,仍有待观察。

观点指数 近日,成都东部新区数字经济赋能文商旅体产业招商推介会在杭州举办,新区同步对外发布机会场景清单。会上,颐高集团与成都东部新区完成签约,EGO数智科创园落地西部金融创新中心,首批8家杭州企业同步集中入驻。

具备成熟园区运营能力的产业运营商,正把长三角沉淀的企业资源成建制导入西部新兴片区,这种“带商入场”新模式,和传统“筑巢引凤”的招商思路形成明显区隔。

对于成都东部新区而言,该方式是产业导入初期快速形成企业集聚规模的务实路径;对颐高来说,这意味着其轻资产运营模式在跨区域市场再度落地复制;而8家杭州入驻企业,则是结合自身业务拓展需求、抢抓政策窗口期做出的区位布局选择。

这批杭企与成都本地场景适配度如何,本次落地究竟是政策短期驱动下的产业转移,还是具备长期扎根基础的产业扩张?

成都国资物业+民营模式

从签约合作模式来看,颐高在项目中定位为受托运营方,并非园区开发主体。

项目载体为西部金融创新中心存量物业,产权归属成都东部新区平台公司成都东部集团,颐高不承担开发建设的资本投入,输出内容以运营团队、招商网络和产业服务体系为主,项目收益模式采用“运营服务费+招商服务收益+增值服务分成”,区别于传统依靠租金差价、资产增值的盈利方式,属于典型的国资载体+民企运营轻资产的运营架构。

该模式形成了权责清晰的收益与风险划分:地方国企提供物业载体与政策资源,承担资产端风险;民营运营方输出招商与产业服务能力,承担园区经营责任。对比“拿地—建设—租售”的重资产开发路径,受托运营规避大额资金沉淀,也帮助缺乏产业运营经验的国资平台快速启动招商工作。

本次推介中,颐高集团主要承担场景组织与资源对接职能,并向杭州企业传递成都东部新区的产业定位、载体条件与政策工具,同时把杭州企业的技术、业务资源对接新区文商旅体场景需求。

其核心竞争力是跨区域的信息对接与信任背书。面向杭州企业,它降低异地拓展的信息成本;面向地方政府,它打包导入企业资源,压缩招商周期。

受托运营方收益与运营成效直接挂钩,意味着颐高的经营目标与园区去化率、企业留存率、产业集聚度深度绑定。该激励机制有利于快速做高入驻密度、验证运营能力,因而倾向于优先导入长期合作、决策高效的存量伙伴企业。

不过,轻资产受托模式降低了资本风险,也弱化了运营方对载体的长期掌控力。收益结构不包含租金差价与资产增值,考核偏向短期去化指标,容易出现重招商落地、轻载体长期运维、慢产业生态培育的倾向。

8家杭企组团西进

首批入驻的8家企业按业务方向可分为四类,与成都本地场景的适配度差异明显。

视觉科技与数字内容赛道:浙江朗域视觉科技、杭州蚂蚁看看科技、杭州潮创文化创意,主营数字视觉、内容创作、文创业务,与本次文商旅体主题契合度最高。

成都文旅资源丰富、商业与演艺赛事场景充足,能够为这类企业提供应用试验场,企业随场景落地、业务依托本地需求开展,属于场景驱动型布局,落地稳定性相对更强。

智能硬件与机器人赛道:杭州大春机器人、杭州维大智能技术、智瀚星途(杭州)智能科技,聚焦智能装备、机器人本体、系统集成。

目前,成都东部新区在智能制造、低空经济、智能终端领域持续布局,可为机器人产品提供场景验证与配套基础;景区导览、商业、酒店等文商旅场景,也能够承载服务机器人试点。

而企业能否持续扎根,取决于稳定的订单供给与配套条件;若场景开放力度不足,项目或将停留在展示试点阶段。

产业科技服务赛道:浙江瑞基科技产业服务,主营园区配套、企业服务。在“带商入场”体系中,主要承担配套服务职能,为入驻企业提供工商财税、政策申报、供应链对接等本地化支撑,属于招商配套安排,独立市场扩张诉求偏弱。

数字经济新技术赛道:杭州如奕未来科技的业务方向相对宽泛,覆盖数字经济新技术落地,既可以承接文商旅数字化改造需求,也可对接制造企业数字化升级订单,长期成效取决于后续业务选择。

8家企业体量、赛道和布局动机各不相同。视觉内容类企业依托本地场景,落地意愿明确;机器人类企业受订单与配套约束,不确定性较高;服务类企业则服务于招商体系;泛数字经济企业业务弹性较大。短期企业集聚密度可以快速形成,但产业实质沉淀仍有待时间验证。

从“杭州带商”到“成都造商”

首批入驻企业共性突出:以中小主体为主、决策链条短、对政策和场景资源敏感,大多与颐高存在长期合作或长三角园区存量合作关系。

这也是“带商入场”模式的特点:异地拓展初期,优先盘活自有合作网络,而非公开散招。

优势是启动速度快、转化效率高、企业间具备协作基础;短板在于企业布局动机容易偏向短期,抗风险能力有限,一旦政策窗口收紧、场景订单不及预期,存在回流或业务空转的可能。

“带商入场”依托存量资源网络,边际效应逐步递减,难以无限复制;而“造商”,则是在本地构建产业自生能力,包括孵化本土团队、培育配套供应链、联动本地资本。二者对运营主体的能力要求完全不同:前者是招商导入能力,后者是长期产业培育能力。

从颐高当前的能力结构来看,存量招商导入具备优势,但本土产业培育仍存在不确定性。

目前可行的培育路径包括:依托首批入驻企业作为产业种子,用场景订单拉动本地配套集聚;联动本地基金、高校资源,搭建“外部技术+本地场景+本土资本”的协同框架;将运营服务延伸至企业孵化、投后陪伴,从空间服务商转向产业组织者。

但上述路径周期较长,高度依赖地方政策与场景资源的持续供给。

在AIGC数字文创赛道,链式招商可作为过渡方式:以内容生产企业为核心,带动算力、数据标注、版权交易上下游集聚,打造细分特色产业链。

相较于零散的广谱招商,深耕单一赛道更容易形成辨识度较强的产业集群,也更易持续获得地方资源的倾斜。

路径选择背后,仍存在能力约束。若在一定周期内本土产业孵化能力无法成型,园区或将长期停留在“杭州企业成都办事处”的状态,出现表面集聚密度高、产业根植性偏弱的落差。

这类问题并不只出现在单个项目上,而是所有采用“带商入场”模式跨区域拓展的园区运营商共同面临的结构性难题:招商可依托资源网络快速落地,但产业生态培育需要长期沉淀。

因此,颐高本次西进,更偏向依托运营能力开拓新市场的产业扩张尝试,不等同于简单的产业外迁。项目的核心看点,在于受托运营周期内,运营方能否完成从“带商入场”到“本土造商”的能力跨越,以及成都东部新区能否持续输出场景、政策支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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